這項課題始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對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台灣以及美國的高中 歷史教科書進行分析比較研究，研究範圍從一九三一年引發中日衝突的「九一八事件」，到標誌著亞太地區二戰正式結束的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為止的二十年 歷史。各地學者共同組成的龐大項目，目標在於，探討東亞各國的歷史記憶如何形成？如何彼此錯位？哪裏才是進一步和解的途徑？

零九年十 月，就在課題組正籌備在日本和中國大陸的研討會之時，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在北京會晤。期間，日本外相岡田克也在東京的一場演講中，提出建議：由中、日、韓共 同編纂歷史教科書。岡田表示，儘管「戰爭受害者的感情不會輕易化解」，但「日中韓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是解決歷史糾葛的最理想辦法」。這是日本官方迄今作 出的最積極表態。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韓國政府的積極回應。韓國學術界已經開始討論「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的技術事宜。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也 認為這一倡議具有積極意義。東京亦將在十一月承辦學術交流會議時討論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問題。

但這個建議也引起日本右翼勢力反撲，右翼軍事評論家佐藤守說岡田「真是瘋了」，大批日本右翼分子在東京和名古屋等地聚會，大罵岡田是「賣國賊」。而中國網民及韓國民意也對此持有存疑態度。

二零零八年，法國德國合編的歷史教科書已經進入兩國的中小學教室。法德可以，為何中日韓不可以？

和 解，未必需要認識的完全一致，但足夠的耐心和誠意必不可少。事實上，中日韓三國合編歷史書早有先例。二零零二年，為了批駁日本扶桑社二零零一年編纂的右翼 教科書，三國學者設立了一個「共同編寫委員會」，歷時三年共同完成《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日文版名《開創未來的歷史》），二零零五年以中文、日語和韓語 三種語言出版。但由於當時日本知名的大出版社不敢接手，最後由僅有六名員工的「高文研」負責出版，發行後在日本國內少人問津，影響甚微。

歷史過去大半個世紀，為何死結仍然無法解開，現實仍然被歷史綁架，歷史仍然傷痕累累？無法迴避的現實是，合編歷史教科書對東亞三國仍然是個艱巨的難題，但歷史從沒像現在這樣充滿變革的機會。

「東 亞各國、各地之間被割裂的歷史記憶，是歷史爭議的根源。」「割裂的記憶」課題發起人、史丹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任申起旭說。因此，他認為，作為歷史認識形 成的關鍵因素，歷史教科書是研究東亞各地人們的歷史記憶如何形成、促進不同地區的人們互相了解各自不同歷史認識的關鍵，是解開東亞關於歷史問題死結的捷 徑。

「我們並不需要大家就共同的歷史達成一致。」在史丹福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割裂的記憶」項目負責人施耐德心目中，一個在廣州上學的 學生，應該可以了解到韓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是怎樣寫歷史的，關於同一個歷史事件，各自的緕述是多麼不同。「這不是很有趣嗎？我希望，這能夠引向真正的和 解。」

事實上，這個項目的成果之一就是編輯這樣一個補充閱讀材料。這套閱讀材料會被推薦為補充教材進入美國的中學課堂，美國高中生將首先 受惠，但施耐德最希望的，還是教材也可以被翻譯成中文、日文和韓文在當地使用。因為「在這個教材中，同樣的歷史事件，從五個不同視角來看，得到的描述是那 麼不同。然後，你可以理解很多問題」。這將確實有助相互理解和最終和解。

在項目初始階段，課題組收集了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台灣及美國 使用最廣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包括本國史和世界史教科書、各地區必修基礎教科書和選修教科書。接著是確定八個用作比較研究的歷史事件，包括：九一八事變、南 京大屠殺、日本佔領區的強制勞工與慰安婦問題、日本統治下的經濟發展、珍珠港事件、日本核彈轟炸、朝鮮戰爭的起源，以及日本戰犯審判。

研 究需要有可供比較的文本。亞太研究中心請來母語是漢語、韓語和日語的史丹福大學研究生，將各國教科書中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五一年的內容全部翻譯成英文。然 後再從中摘錄八個事件的所有相關緕述，包括圖片說明，編輯成一個以事件為核心的比較性文本。隨後，東亞各地和美國的歷史學家和教科書編寫者被請到史丹福校 園，以這個文本為基礎，一起探討三個問題：教科書所呈現的歷史與學術界有定論的歷史是否一致；教科書的編寫和修訂過程如何；教科書呈現的不同記憶如何影響 東亞之間、美國與亞洲之間的國際關係。

比較的力量是巨大的，發現是豐富而充滿驚奇的。這種驚奇首先來自文本的落差。關於這些最具爭議性的歷史事件，四地教科書的表述如此的不同，這種不同又如此的意味深長。

以 南京大屠殺為例。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的描述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比如在零二年版和零四年版的教科書都一致用「慘絕人寰」、「滔天的罪行」來形 容南京大屠殺，也突出強調遇難者超過三十萬，且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或已經投降的士兵。而零四年版中，又將此事件定義為日軍「有組織、有計劃」的屠殺行為。

台灣方面，則只有三民書局的舊版中國文化史談到該事件，將其定義為血腥的大屠殺，而遇難人數也是沿用三十萬的數字。

日 本方面，佔高中歷史教科書市場百分之六十的山川出版社教科書中，只在世界史部分談到南京大屠殺，描述是這樣的：「在佔據南京時，日軍殺害了很多中國人（南 京大屠殺），為世界輿論所批評。」在日本史一冊中，則在註釋中寫道：「南京城陷落時，在城內外不斷發生的掠奪和強暴事件以外，日軍殺害了很多中國平民（包 括婦女和孩子）以及囚犯（南京事件）。在事件發生的早期，通過外務省，南京的情況就已經被報告給了陸軍軍部。」使用率僅次於山川版的東京書籍版則這樣寫 道：「十二月，日軍佔領了中國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據報告，二十萬人被殺害，其中包括軍人、囚犯和平民。並且，據稱，同時也發生了無數搶劫、縱火及強暴的 事件（南京大屠殺）。」

而在韓國，每個高中學生都必須學習的韓國史課本中完全沒有對南京大屠殺的緕述，只在供文科學生選用的世界史教科書中，才寫道：「在（全面侵華）過程中，日軍在南京殺害了十萬平民（南京大屠殺）。」

美 國主流的世界史教科書都會提到南京大屠殺，作為日本軍隊殘酷性的例證：比如說，Pearson Prentice Hall 出版的世界史一書裏，南京大屠殺是這樣被描述的：「在南京投降以後，日本人殺害了數十萬（中國）軍民，傷害的人則更多。這一事件因其殘酷性與破壞性而被全 世界稱為The Rape of Nanjing（南京大屠殺）」。

事實上，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各地教科書的文本都沒有否認，並且都 認為是日本戰爭罪行的一部分，包括日本教科書。但描寫的矛盾之處很明顯的存在於中日之間：中國教科書認定遇難者為三十萬人以上，日本教科書則對於遇難者人 數含糊其辭，韓國教科書說十萬、美國教科書說數十萬；中國的新教科書認定屠殺行為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而日本教科書則閃爍其詞，不做定性；作為大屠殺的直 接受害者，中國教科書的描述充滿強烈的感情色彩，而日本教科書則曖昧不明。

另一種文本之外的發現，則呈現更加深層的問題。

日 本學者、玉川大學的等松春夫教授負責比較各教科書觀點的開放性與客觀程度。他認為，美國教科書觀點最為開放，而日本教科書能比較客觀地展示學術界的研究成 果，但也很曖昧，不傳達準確的觀點，中國大陸和韓國的教科書則充滿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自我「正義化」，將敵人「魔鬼化」。他認為這與中國、韓國的儒家 傳統「以史為鑑」的觀念有關。

施耐德也注意到，中國新版歷史教科書明顯加重了民族主義成分，國共內戰不再那麼重要，重點轉到全國性抗日戰 爭上。他認為這反映了中國大陸的變化，「中國人開始變得更願意用更愛國主義的角度來看待近代歷史」。有趣的對比是，台灣教科書近來也在進行著類似變革，不 過是從過去強調國共鬥爭到突出台灣本土歷史，最後連抗日戰爭的歷史也被削弱，歷史教育有意識地以培育本土認同為目標。

雖然對歷史事件的看 法和記憶有很大差異，但申起旭教授在研究後也發現，東亞各地教科書中都反映出受害者心態，這種心態不單單存在於中國、韓國等受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國家，也存 在於日本的教科書中。更重要的是，每個國家在教科書中都大力刻畫自己所遭受的苦難，而對別人的苦難視而不見，這一點最明顯地體現在韓國教科書中：他們幾乎 不提南京大屠殺，也不提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而只是不厭其煩地描繪韓國人在日本殖民統治和戰爭中的遭遇。

受害者心態妨礙和解

身 為韓國人的申起旭教授認為，歷史教科書所反映出的這種受害者心態，也是東亞地區歷史問題無法得到解決的癥結之一。對於中國人和韓國人而言，始終不理解日本 保守派觀念中那種深刻的受害者情結，與日本的歷史爭議就無法解決，而東亞地區要達到最終的和解，大家都必須共同重新審視狹隘的受害者心態，從地區整體的角 度來思考問題。

東亞各地的歷史教科書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它們往往都只是對歷史進行權威性的緕述，而不願意呈現對於歷史的不同解讀。施耐德將 原因歸結為東亞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教科書審定制度，而嚴苛的大學入學考試也傾向於讓學生用唯一正確的答案回答複雜的歷史問題。所以，教科書本身揭示的問 題，還必須與教科書之外的各國歷史教育制度的研究結合起來。歷史教科書只是問題的切入口，絕非問題的全部。

除了對歷史教科書的研究以外， 其實，三年前開始的這項研究計劃的全名是「割裂的記憶與和解」：先尋找各自的歷史記憶，才能從不同層面、運用不同方法尋找達成和解的鑰匙。歷史教科書之 後，項目將目光投向東亞以電影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對中日韓等地二戰題材影片中具有代表性的《鬼子進村》、《青燕》及《硫磺島家書》等影片做比較研究，探索 為大眾文化形塑的不同歷史記憶。目前，項目進入最後一個階段——東亞精英階層及民意領袖訪談與調研，分析中日韓社會精英，如何看待歷史記憶的差異與爭端。

今 年九月，日本迎來半個世紀來政黨政治最大變局，新首相鳩山由紀夫推動內政革新，推行「重返亞洲」新外交，釋出善意要積極解決歷史問題，為東亞共同體掃清障 礙。是否尊重歷史記憶的不同，顯然是首先要面對的重大問題。正如施耐德說的：「對真相或真理的認識，取決於每個人的出發點。用比較的眼光看待歷史，能鼓勵 人們將歷史作為理解過去的橋樑，而不僅僅是記憶某些具體的史實。」
(喬志健是史丹福大學歷史系博士）■

（轉載自《亞洲周刊》文章網頁：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12883682/44ae1.cfm ，特此誌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