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7月29日17:32

人民網東京7月29日電 記者柳曉力報導：由人民日報社和朝日新聞社共同主辦的「中日文化交流論壇．遣唐使研討會」，今天在日本東京舉行。中央大學教授妹尾達彥發表題為〈八世紀前半葉的長安〉的講話，全文如下：

　　1 開元22年（733）－變化的起點
　　2 盛唐時代的長安城－八世紀前半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
　　3 歐亞大陸東部的動向

　　1 開元22年（734）－轉變的起點

　　玄宗的洛陽行幸

開元21年（733）的夏天，長安地區淫雨綿綿，這對迎來收穫季節的關中平原的農作物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據說，玄宗當時下詔書，命令把儲存在宮城西北的太倉中的200石官米（大約14噸）投放到市場，以緩解城內外居民的饑餓。

　　另一方面，玄宗為了搞到糧食，決定率領官員和軍隊前往洛陽行幸。因為洛陽是直接連接大運河的物資運輸據點，城內外有幾個大糧倉。

　 　第二年即開元22年（734）正月初七，玄宗從西京長安出發，在兩周多的時間裡，跋涉於秦嶺北麓的道路，於當月26日到達東都洛陽。玄宗在洛陽一直逗留到第三年，即開元24年（736）的10月1日，回到長安時已是這一年的10月21日（據《舊唐書》卷5、玄宗本紀、《資治通鑒》卷214等記載）。因為玄宗待在洛陽，所以在開元21年8月到達蘇州的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只好在洛陽而不是在長安向皇帝敬獻了貢品。

　　井真成（699－734）在玄宗啟程前往洛陽的開元22年（日本天平6年）正月逝世于長安，2月4日由官方出面埋葬在長安城東郊的滻水的東原。算起來他享年36歲。

　　關於井真成和長安的資料

　 　關於井真成本人的資料，只有墓誌上記載的內容，但是，關於井真成在世時的八世紀前半葉的長安城，卻留有大量資料。這個時期是長安300多年歷史中留有最豐富的資料的時期。利用這些資料足以詳細地復原城內的情景。因此，現在我想以開元年間（713－741）為中心，儘量具體地復原一下井真成在世時的長安城內外的情景。同時，還想概括地敘述一下濃縮在長安城歷史中的八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大陸與歐亞大陸東部的政治和經濟的動向。

　　井真成去世時的開元22年正月，玄宗（685－762）已經是48歲的壯年人，唐朝也度過了無數次政治危機，政權開始趨於穩定，即將迎來被人們稱為盛唐時代的鼎盛時期。順便說一句，後來成為楊貴妃的楊玉環（719－56）在她父親死後，由其叔父收養，當時年僅14歲。

　 　新時代的開始－玄宗治世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玄宗治世的開元－天寶年間（713－756）正是唐王朝的歷史由前期走向後期的轉折時期。井真成去世的開元22年，可以說是這一轉折時期的開始年。在這一年的8月，對從穀倉地區的長江下經洛陽到長安的水上和陸地交通進行了巨大的改造。這項工程的實施大大改善了向長安運輸物資的交通。從唐朝初期開始，長安就一直不斷地遭受饑饉的襲擊。每次發生饑饉，玄宗都不得不到洛陽行幸。這項工程的竣工基本上結束行幸不便的歷史。這次交通改造不僅為日後唐王朝延續170多年的統治奠定了基礎，而且也為中國大陸的物資運輸由陸路轉換為水路和海路揭開了新的帷幕。

　 　玄宗治世時期，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等各個方面，都實行了與過去不同的政策，這些政策甚至對後代都產生了影響。唐朝從玄宗治世時開始採取了更加集權、更加富有效率的體制。如果稍微擴張一點說的話，一直維持到十八、十九世紀的中華帝國後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基礎，就是從八世紀前半葉玄宗治世時開始奠定的。這就是後世的歷史學家稱為的開元－天寶之治的時期。

　　井真成在世時的八世紀前半葉的長安城，是進行新的政治改革的主要舞 台，到處洋溢著空前未有的生氣。作為來自遙遠的東海島國日本的一位使者，井真成抵達長安後最初感覺到的恐怕是這座成為平城京（710－84）的樣板的長安城的建築規模之大、市面之繁榮以及它那創造出日本見不到的多樣性居民構成和居民人數龐大的大都市的能量，還有那宿舍中流動的含黃土高原黃沙的乾燥空氣以及城內街道上漂浮的那種大陸泥土氣息吧。

　　井真成一定感受到了寬廣的長安街道上的時代氣息，並在每天的生活中覺察到動盪的大陸的變化。

　　那麼，井真成當時所看到的開元年間的長安城的具體情景是怎樣的呢？在長安城內，從皇帝到乞丐的各個階層的人們以及來自各個地區和各種出身的人們又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當時的政府實施的新政策對於包括井真成在內的城內居民生活產生了什麼影響呢？與井真成的命運息息相關的八世紀前半葉的歐亞大陸東部的政治動向又具有什麼特點呢？我想儘量簡單明瞭地回答一下這些問題。

　　2 盛唐時代的長安城－八世紀前半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

　 　中國大陸的重新統一和歐亞大陸東部 在四、五世紀到六、七世紀期間歐亞大陸興起的遊牧民族大遷徙的影響下，在六世紀末期，即從晉王朝（265－ 316）崩潰算起實際相隔260年之後，中國大陸誕生了一個統一的王朝。這個王朝就是隋王朝（581－618）。繼隋王朝之後，唐王朝（618－907）在歐亞大陸東部建立了一個更加穩定的政權。

　　隋唐王朝在中國大陸的誕生，是歐亞大陸東部政治變動的結果，同時它也對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地區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對抗隋唐王朝誕生的需要出發，在現在的東北亞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西藏地區、中國大陸西南地區、東南亞半島，過去那些彼此之間互不往來的部族開始實行聯合，進而建立了許多個國家，在八、九世紀形成的東亞的國際關係一直維持到了今天。上述歐亞大陸東部的政治動向集中地表現在中國大陸之都－隋唐時代的長安城的歷史中。

　　長安的城市規劃和鴻臚寺

　　如圖1隋唐長安城的城市規劃所表明的那樣，隋大興城即唐長安城，自漢代以來的歷代王朝都是把使用的長安城（舊長安城）建在禁苑之內。這是因為要在隋唐王朝繼承漢代的古典文化的同時，爭取創造超越漢代以來的各個王朝的文化的緣故。

　　另外，包容了舊長安城的禁苑，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具有很高的利用價值。

　　圖1 隋唐長安城的城市規劃

　　這座新的長安城是為了顯示位於皇帝居住的宮殿（太極殿）的中心而修建的象徵性建築物。新的長安城由禁苑、宮城、皇城和外城四部分組成。宮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由太極宮、東宮、掖庭宮和太倉組成。皇城是官廳街。外城是官員、平民百姓和商人居住的地區。

　 　位於長安中心的太極殿（隋朝的大興殿），被認為是與位於宇宙中心的天帝的住所直接相連接的地方。因此，太極殿被認為是地上受天帝之命的唯一男子即天子－皇帝，負責連接天地，推行適應宇宙運行的政治的世界的中心。長安城四周建有供奉天帝周圍的天空中的星座、太陽和月亮的祭壇。從這種意義上說，長安既是一座宇宙的都城，也是一座象徵普遍意義的都城。

　　長安是以從太極殿開始向南北延伸的大街為中軸線而修建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經濟和宗教設施對稱地分佈在方格形狀中，井然有序。採取左右對稱的佈局，依據的是儒教的陰陽思想：相當於陽的建築物佈置在大街東側，而表示陰的建築物則是佈置在大街西側。例如皇太子（男性－陽）居住的東宮是建在東邊，皇后（女性－陰）居住的掖庭宮（後宮）是建在西邊。不受陰陽秩序約束，又能充當天地媒介的唯一存在，就是天子－皇帝的宮殿。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國使節的鴻臚寺及其會客和寄宿設施鴻臚館，建在皇城南邊的承天門街以西和第七橫街以北的廣大的地區。鴻臚寺建在進入皇城南門門－朱雀門不遠的地方，據認為這是為了方便訪問京城的外國使節，同時也有避免使其與其他官廳接觸，防止洩漏政治機密的用意。與此同時，統籌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使節的鴻臚寺也是因為需要建在朱雀門街西邊即屬陰的方位的緣故。大地是屬陰的。聚集在鴻臚寺的這些外國使節，最能說明長安是處於宇宙的中心。出皇城的朱雀門後沿大街向東走一公里，就有留學生學習的國立學校－國子監，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謁的孔子廟（文廟）就建在國子監院內。

　　也就是說，長安是為了把原來存在的宇宙秩序投影到地上而建造的，也就是說必須在與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秩序觀相對應的地點上建設相應的建築物。如此說來，新長安城的城市規劃是把重點放在為政者的統治理念的視覺化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機能是被放在第二位的。總而言之，長安是一座典型的前現代化城市，與首先考慮居民的存在的現代化城市不同。

　　圖 2 唐長安城的宮城－皇城

　　八世紀以來的變化 以長遠的觀點來看，可以肯定，如果為政者的權力得不到被統治者的支持是不能持久的。實際上，只有採納城市居民意見後形成的為政者的制度和居民確立的秩序結合起來，才能構築複雜的社會體制。

　 　譬如說，長安城是一座擁有多種宗教的城市，它擁有一百多座佛教的大伽藍、幾十座道教的道觀、數座波斯教的寺廟以及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教會。各種各樣的宗教設施都競相與皇權建立密切的關係，但這些設施也是城內的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社會設施。這些宗教設施對城內提供了與上述城市規劃中的儒教秩序觀不同的多種多樣的價值。

　　但是，在七世紀後半葉和八世紀前半葉，相繼建成了新的宮殿（大明宮、興慶宮）。在這種形勢的直接影響下，進入八、九世紀後，根據上述普遍的宇宙論制定的城市規劃開始被拋棄，特別是隨著科舉制度紮根，階層出現流動，社會出現動盪，排外的傳統思想開始抬頭，來自中國外部的佛教等外來宗教逐步成為被排擠的對象。

　　作為承受天命的宇宙都城而修建的隋大興城（唐長安城），到了八世紀唐代中期，便把皇帝居住的主要宮殿從原來的太極宮遷到了東北部的大明宮。隨之，官員居住的地方也開始遷到了大明宮附近。從此開始，城內的居住區域重新進行了劃分，並開始探討充實城市的生活機能。距離上朝的新宮殿不遠的高崗下的城內街東一帶變成了官僚街，而低窪地帶相當於商業區的街西一帶則漸漸地變成了平民百姓的居住地。

　 　由於官員們的住地聚集在街東，到了八世紀以後，城內外的土地利用出現相互聯動的變化。首先，街東中部地區開始繁華起來，進而成為超過西市的城內最繁華的地區。在以這個地區為核心的一帶，也有了城外擁有銷售點的商店在銷售高級商品，人們也能彼此交換最新的政治資訊，從而形成了長安的精英文化。

　　與街東形成達官貴人的居住區相對應，處於低窪地的街西一帶則進一步加深了百姓居住區的色彩，從而便在城內逐步形成了街西和街東兩個鮮明對照的居民階層區域。居民階層和地區文化互不相同的兩個地區並列存在，形成了八、九世紀長安城內的社會構成。

　 　由於達官貴人的住宅集中在街東中部和北部，街東南部的曲江池周邊便形成了叫做風致地區的風景區。另外，街東官員的家族墓地多建造在城東的丘陵地帶，官員在公務餘暇時便前往城南或城東的別墅散步，一到清明節便攜家帶口去東郊或南郊掃墓。郊遊和掃墓已是官員生活中的例行公事。

　　如上所述， 在八、九世紀的長安，已經形成了達官貴人和平民百姓的城市生活模式。商業活動空前活躍以及交通網的建設和生產的發展，使城市消費生活豐富多彩，使傳統文化和新的文化在長安得到了融合。原來的衣食住和一年的例行活動等生活習慣經過系統整頓形成了城市生活的新模式，為後代城市生活所繼承（妹尾達彥 《長安的城市規劃》 東京講談社、2001年）。

　　八世紀前半葉長安城內的情景 現在留有關於唐長安城的許多文獻資料，但是，最基本的史料還是開元10年（722）由在麗正殿（後來的集賢殿）供職的韋述（？－757）編撰的《兩京新記》5卷。《兩京新記》正如其書名所表明的那樣，詳細地記述了當時兩個都城－長安和洛陽的城市建築結構和居民的構成。現存的《兩京新記》只有第三卷了，不過，據逸文集成和後世根據《兩京新記》編撰的歷史資料，是能夠復原其原型的。

　　《兩京新記》一書的作者韋述，是景龍2年（708）考取進士後走上在中央當官的道路的。

　　他是與井真成同時期居住在長安的知識份子。韋述參與編撰的書籍，除《兩京新記》5卷以外，還有《國史》112卷、《唐六典》30卷、《集賢注記》3卷、《史例》1 卷等。韋述的確是一位活躍在玄宗時代的官辦學院的核心人物。韋述在世時正處於七世紀末期到八世紀前半葉中央政治激烈動盪的時期，因此這段時期發生的事件都被詳細地記述在《兩京新記》中了。這是因為作者韋述曾想具體地描繪自己生存時代的兩京情況。

　　為了回顧井真成在世時的八世紀前半葉的長安，首先需要對《兩京新記》進行分析。《兩京新記》5卷作為詳細記述韋述生存的八世紀前半葉的兩京城內的情景的城市社會志，是一部無與倫比的同時代的史料。圖3把《兩京新記》描繪的情景加以形象化了。

　 　正如這一幅圖所描繪的那樣，根據韋述的記述判明的地基區劃的外城建築物有267處。具體說來，有寺廟93座、廢寺8座、道觀20座、祆祠6座、官員住宅 109所、公共建築物18所、漢代遺址5所、寺廟5座、水渠3處。宗教建築物127處，幾乎占到建築物的一半，其次就是官員的邸宅。韋述是以官員的邸宅和宗教寺廟為中心來描繪長安城內的情況的。

　　看一下宗教建築和達官貴人的邸宅的分佈情況，就可以知道城內並不是到處都住著居民，而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是居住在延平門至延興門的東西大街的北側。大約百分之七十的寺廟是建在街西，大約百分之八十的達官貴人的邸宅是建在街東。眾多的寺廟建在街西是因為大部分寺廟建在隋唐初期。隋修建大興城之初，直接連接城市水利條件好的西域各個城市的街西地區具備完善的城市機能，多數城市居民都願意居住在街西。另一方面，達官貴人之所以集聚在街東，大概是因為認為重修大明宮（662）和修建興慶宮（714）後從街東的東市周圍上朝方便，所以大明宮南邊的諸坊 便成了達官貴人方便上朝和生活的地區。城內的四座祆教建築（祆祠）中的三座和兩座波斯胡寺（義寧坊(A3)十字街東北、禮泉坊（B4）十字街東南。後者于景龍年間（707－710）變成官員住宅）都集中建在西市北面的諸坊。由此可以瞭解，這個地區居住著許多來自伊朗高原的外來人。

　　總而 言之，韋述的《兩京新記》是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具體地描述了長安城的城市社會結構開始發生巨大變化的開元年間的情景（妹尾達彥：『韋述的《兩京新記》與八世紀前葉的長安』 『唐研究』2003年9月）；（『唐長安史研究與韋述《兩京新記》』 田村晃一編『渤海都城的考古學』 東洋文庫、2005年）。

　　圖3 八世紀前半葉長安城內的景觀
　　圖4 八世紀前半葉長安城的居住變遷
　　圖5 宗教設施的選址

　 　從洛陽到長安－八世紀初期的政治動向 這個時期中央政治的基調是，從建神都於洛陽的武則天皇帝執政的周王朝時期（690－705年）開始，便出現了由於武則天退位後的唐王朝復興而主張把中央政權重新遷回長安的勢力。八世紀初期是政治、經濟的重心從洛陽大舉轉移到長安的時期。

　　這個時期是中央政治變動的時期，先後發生了如下一些事件：705年武則天退位後中宗復位、韋后掌權（710）、玄宗通過政變即位（712）、肅清太平公主派（713），此後又以長安為中心舞臺實行了開元（713－741）之治。這個時期是政治和經濟的重心由洛陽向長安大舉遷移的時期。717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從日本出發。試圖使長安重新成為世界中心的唐朝，把接待這次日本遣唐使作為推行適應新政治動向的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把都城的重心從洛陽移往長安，是當時歐亞大陸東部的政治動向發生變化的結果，也是為了對付中國大陸西北部和西部的軍事勢力抬頭的一種策略。

　　武則天退位以後，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權力鬥爭中最後奪得勝利的玄宗，以長安為舞臺開始重建唐朝的大業。開元年間的長安的官辦學院（麗正殿書院、集賢殿書院）和史館積極開展的文化事業，發揮了玄宗時期的政治核心作用。玄宗試圖以長安為中心發揚唐朝的威望。韋述是推動官辦學院和史館這兩大文化事業的主要學者。這個時期發生的事件之所以被詳盡地記述在《兩京新記》一書，是因為作者韋述本人想親自把自己生活在兩京的情況描繪下來的緣故吧。

　　井真成曾經與韋述在同一時期生活在長安。可以說，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墳墓中，濃縮了那個時期的長安的政治狀況和城市文化狀況。

來源：人民網

（責任編輯：李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