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史家身影’ Category
東亞百冊經典 台灣上榜15本
November 5th, 2009 by sharpy
東亞百冊經典 台灣上榜15本
* 2009-10-31
* 中國時報
* 【林欣誼／台北報導】
若要在東亞地區選出當代一百本經典書籍，哪些書能夠榮登榜上？備受各界矚目的「東亞一百冊」經典書目，於十月廿九日在韓國舉行的「東亞出版人會議」中出爐，預計明年四月在中、台、港、日、韓五地出版導讀手冊，並以五年完成這一百部經典的中文（含繁、簡體）、日文、韓文三種語言的翻譯工程。
「東亞一百冊」以文學作品之外的人文學術書籍為對象，其中，中國、韓國、日本各占廿六本，台灣十五本，香港七本。
牟宗三等學者 重量級著作列入
台灣上榜的十五本書，包括重要思想家牟宗三的《政道與治道》、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周婉窈的《台灣歷史圖說》、文學評論家王德威的《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廿家》，以及徐復觀、葉榮鐘、李亦園、楊國樞、唐君毅、余英時、方東美、張光直、林毓生、張灝、杜維明等學者的重量級著作。
代表台灣與會的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爵強調，台灣和香港因為作者或出版地域難以切割，書單應該合併看待，如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張佛泉的《自由與人權》等書，主要的流通與討論都在台灣，但因最早出版版本在香港，所以書單歸在香港名下。
「東亞一百冊」聚焦於一九五○年代以後，也就是戰後至今的當代人文學術作品，唯有中國因經歷文革前後長期的中斷，因此將範圍往前推到一九四○年代，選出朱光潛、梁思成、梁漱溟、陳寅恪、錢鍾書等人的重要著作；韓國書單則特別呈現出戰爭的影響。
人文思想範疇 難用省籍來區分
林載爵表示，台灣書單由五位不願具名的學者共同擬定，他特別提到周婉窈的《台灣歷史圖說》、葉榮鐘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為兩部談論台灣本土歷史的代表性著作，所有學者一致力薦；而王德威評介中、港、台、馬華兩岸四地文學的《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廿家》，則是全面且經典的華文文學評論，不容忽視。
綜觀台灣書單，林載爵認為完整呈現出台灣當代思想發展的軌跡，包括一九五○年代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評估與詮釋、一九八○年代民主化與西方思潮的引介，以及一九九○年代以來的本土化運動。
因此，雖然書單中多位作者並非生於台灣，余英時、黃仁宇等人甚至沒有在台灣長住的經歷，但林載爵強調，台灣吸納這批來自大陸與香港的傑出學者，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中，背負文化傳承的使命，在台灣出版、傳播著作，也讓中國文化的現代詮釋，意外在台灣開花結果，一九八○年代中國開放後，這些書又流傳到對岸成為暢銷著作，「在人文思想的範疇上，是無法用族群、省籍來區分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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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April 12th, 2009 by sharpy
來源：南方週末 2008-12-04 15:47:01 作者：王汎森
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
最近我應邀到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作一場大規模的通識教育講座，我的講題是「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漫談學術環境的營造」，在演講中我提到：我們太注重線性的、縱向式的傳習與聽受，往往忽略橫向的、從側面撞進來的資源，事實上這兩者缺一不可，應該交叉迴圈為用。
我想從幾個事件說起。幾年前，我與一位留英的政治思想史學者談到，我讀英國近代幾位人文學大師的傳記時，發現他們並不都是「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而是有參加不完的社交或宴會，為什麼還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說，他們做學問是一齊做的，一群人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頂」上去；在無盡的談論中，一個人從一群人中開發思路與知識，其功效往往是「四兩撥千斤式的」。而我們知道，許多重大的學術推進，就是由四兩撥千斤式的一「撥」而來。最近我與一位數學家談話，他也同意在數學中，最關鍵性的創獲也往往是來自這一「撥」。
我所說的成日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中，即有以賽亞伯林。他曾經很謙虛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實總是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但是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曾經有人說，如果有一天人類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與外星人談話，那就非伯林莫屬了。伯林有一本八九十頁的小冊子《刺蝟與狐狸》，在伯林的所有著作中傳誦最遠。
有一本伯林的傳記說，當時英國頗有人擔心他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巴厘奧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後來伯林研究托爾斯泰的歷史觀，發現作為小說家的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蝟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伯林偶然發現用“刺蝟”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伯林的長文原先以《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議》發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評論，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則在書商建議下以《刺蝟與狐狸》為標題印成小書，立刻傳誦千里，直至今天。
在談論中激發火花的例子，在19-20世紀的西方簡直是不可勝數。19世紀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正是「天才成群地來」的地方，維也納城大量的咖啡館成為繁星們的養成之所，往往體現了一群人如何把一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境界往上「頂」的實況。當時維也納的小咖啡館，點一杯咖啡 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館，晚禮服也可以寄放在那裏。譬如維也納的 Café Grien-Steidl咖啡館就有包括了茨威格等大人物。
19世紀俄國文學的發展以及其巨大的政治社會影響，與別林斯基為中心的文藝圈子是分不開的。我對20世紀初，海德堡城中韋伯家的「週末派」，一群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在一起談論，也感到印象深刻。後來韋伯的一個學生移民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書，而留給我們一份相當生動的記載。在「週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樣的大學者（像盧卡奇），甚至還包括一位後來的德國總統。
再回到維也納。林毓生先生說，1920-1930年代，維也納之所以造就了那麼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米塞斯的私人討論會密切相關。當時米塞斯不是大學教授，而是奧國財政部的一名商務顧問，那一群圍繞在他旁邊讀書討論的人就有哈耶克、EricVogelin等大師。
綜合這些「一群人把一個人往上頂」的事例，我有一種感觸。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龔自珍《釋風》篇中說，「風」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學風的形成。「風」的形成不只是老師對學生縱向的講授，而是有「縱」有「橫」，有「傳習」而得，也有來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經意的一句話，對深陷局中、全力「參話頭」而充滿「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兩撥千斤」的一撥。
2000年代初，我因為特殊機緣，有機會參與許多研究計畫的審查，我覺得各種審查會中有兩種氣氛隱隱然在競爭著。一種認為申請計畫的計畫書中所寫的，應該與後來的研究成果相符合。另一種觀念則認為如果做出來的成果皆在計畫書的預測中，這種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會太多。我個人所取的態度是「因其已知，發現未知」，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設想到的，未免太不可能；但是許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計畫之外的。線性的推進很要緊，但是從旁邊撞進來的東西，也不能小看。歷史上許多「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發明（如X光），也不一定是從縱向的、線性的推衍所產生的結果，往往是縱橫交叉， 與自己原先的構思方案不經意碰撞、引會的產物。我願意把這一點提出來，以供有意營造富有創造力的學術環境者參考。
（作者為臺北中研院院士）
出處：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pqy/20081204015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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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電話簿史學家」史景遷與卜正民
March 30th, 2009 by sharpy
再談編輯的光榮，以及編輯與喜悅 ──兩位「電話簿史學家」史景遷與卜正民
文．吳家恆
去年年初， 出版《轉山》時，皎宏一席「編輯光榮說」，傳遍台北半個出版界，讓通路對當時還是籍籍無名的謝旺霖刮目相看，也為《轉山》的銷售鋪了路。編輯的工作雖然瑣 碎、平淡、辛苦的時候居多，但是回頭一看來時路，有時居然看見幽幽的光芒。有些書在編輯的時候，就能享受極大的樂趣（苦樂相隨，當然也有極大的辛苦和壓 力），以致於旁人看來是伏案工作，其實編輯的內心卻是激動跌宕，騰虛凌空。
我 說的是編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和卜正民（Timothy Brook）這兩位漢學家作品的經驗。史景遷的名字在中文世界已經是廣為人知，相較之下，卜正民的名字沒那麼響（但是，容我大膽借用馬勒的名言：His time will come）。這兩位漢學家的背景諸多類似之處：史景遷是英國人，在耶魯大學任教，卜正民是加拿大人，是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史、卜二人說故事的本 事都極為高明，以致於編書的時候，不論書中有什麼樣的難題，也都教我「甘為孺子牛」。
史 景遷文學的底子和感性深厚，治史的路數不同於一般歷史學者之細密排比史料，我就聽過有本地歷史學者提到史景遷不參加研討會提論文，都是用別人研究出來的成 果，語氣頗有不以為然之意。但是心胸較為闊朗的學者如李歐梵，就對史景遷運用史料巧妙的手法頗為佩服，能在別人的研究中看出新的意義和詮釋。
像 是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裡提到沈復，並不只限於《浮生六記》〈閨房記樂〉裡頭那個「並肩夜膳，余暗於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膩，胸中不覺抨抨作跳」的清代 中葉文人而已，而是把沈復放在另一個更大的脈絡中來談論：明末清初的動亂，又是十室九空，就連張岱這樣極盡生活聲色靡麗的人，也要嘆「四十年所積，亦一日 盡失，」乃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
然 而，清朝統治以來，歷經康雍乾三朝，社會秩序得以重建，人口倍增。但是，科考錄取名額不見增加，以致於到了乾隆、道光年間，落第文人無數，已成另一族群。 這些人功名無著，無所掛搭於世，只能浮沉人生，上焉者有祖產家業可恃，下焉者則自謀生計，任其凋零。在史景遷看來，沈復就是其中的人物之一，以天地之廣， 居然只能寄情於閨房。沈復不論為幕僚、或經商，都有著無可言喻的無奈，史景遷鉤出沈復或許更為深刻的生命情調，引了〈坎坷記愁〉的開頭：「人生坎坷何為乎 來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為累。」這語氣何其悲痛！而史景遷所能動人心弦的，就是讓人感到歷史的溫度，而這種片段在史 景遷的作品中可說俯拾皆是。做編輯的除非是鐵石心腸、冥頑不化，否則都會心神激盪不已。
卜正民筆下的歷史，同樣也能讓人激動不已，較之史景遷，可說各有千秋，不遑多讓。在《維梅爾的帽子》中，卜正民以維梅爾的一幅畫作《軍官與面帶笑容的女子》為註腳，解讀牆上地圖的含意，男女對坐屋中的社會意涵，以及追蹤那軍官頭上的海狸帽子是從哪裡來的。
帽 子是哪裡來的，這個問題並非無意義。在卜正民的筆下，這是通往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的一道門：北美的探險者以販賣海狸毛皮所得，作為往西尋找通往中國貿易路線 的資金來源。而歐洲人用以購買海狸毛皮的白銀，則是從南美洲開採出來的。南美開採的白銀，一個往東運往歐洲，一個往西越過太平洋，不管哪個方向，最後都是 用來購買中國生產的瓷器、絲綢等消費品。
歐洲為了平衡對中國的貿易，而有了煙草引入中國的貿易，這為十九世紀的鴉片貿易打了底。
卜正民在敘述上，非常著重技術的細節。因為，作為一個「不安分且永不失好奇心」史學家（註），他很清楚，歷史是由諸多「偶然」的因素所寫成，而這些所謂「偶然」的因素之所以在某個時間、出現在某個地方，背後都有技術因素的支撐。
譬 如，海狸毛皮之所以深受歐洲人青睞，是因為海狸皮毛的內層非常緻密，防水功能佳。（不過，這還需要用混有醋酸亞銅和汞阿拉伯膠的熱水煮過，而工人吸入有毒 蒸汽，容易造成精神錯亂，自古就為人所知。）以致於歐洲的海狸幾近絕跡，隨著美洲的發現與北美的探索，海狸毛皮重新成為歐洲奢華消費的一環。
海 狸毛皮的取得又跟歐洲人槍砲的技術有關。卜正民敘述了當時的火槍如何裝填、需時多久、有多重、如何射擊。這些因素在歐洲人面對北美原住民的時候，發揮了關 鍵性的作用。但是，北美原住民要是知道火槍裝填費時，沒被如雷槍聲嚇到，而是在歐洲人裝填彈藥的空檔予以反擊的話，這些歐洲殖民者不會那麼順利得逞的。
卜正民非常巧妙地把他年輕時在荷蘭騎腳踏車摔車的經驗，與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連在一起，我相信，既然給史景遷一本電話簿就能寫出精彩故事，給卜正民一本電話簿，他也有同樣的能耐，怕的是，在今天要找一本電話簿，恐怕比找史景遷和卜正民的著作還要困難。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timeshtml/promote/spence_epap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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