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逝世已一個多月。老人家高壽且纏綿病榻已歷數載，其死亡對於親人來說，也沒有難以承受的哀傷。在這一陣子庸庸碌碌的生活中，腦海不斷閃過外婆的影像。外婆的記憶總是與夏天、火車與海岸聯想。小時候的暑假，跟著母親，從台北車站搭火車到貢寮的外婆家，在那裏住上幾天。對於像我這樣的「外來者」而言，貢寮是假期、陽光、海灘與人情味。雖然當時幼小，我也能同時感受到這是一塊貧瘠的土地，住著貧窮的漁民。後來我才知道這裏是台灣最貧困的地方之一。無論如何，這些童年最美的記憶都環繞我的外婆，一位漁村婦女。

這幾天，行政的公務占據了心思與體力。只能抽空看一些短文。於是重讀網野善彥《歴史と出会う》（東京，洋泉社，2000）。讀到其中一篇對談錄〈アジアと日本の〈海の民〉〉。我又想到貢寮的漁村與外婆。我是已故網野教授的讀者，閱讀一些相關的日本史的漁民研究。網野教授的漁民研究不只是單純想理解歷史上的漁民，也是批判「農耕史觀」。這樣的農耕史觀也占據我們對於中國史的認識。中國史學者也多預設中國自古以來（至遲從漢代以來），就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再加上編戶齊民的想像，人民與農民概念可以互換。這種對事實認定的偏差也導致價值判斷的取向。在農耕史觀的引導下，學者雖然不是不知道有非農民的存在，但不是忽略，就是跟著傳統正史的立場加以貶抑，如視為「不務正業」者之「游食」、「浮食」之民。因此這些人不會成為被研究的主體。即使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念茲在茲的是人民，仍將焦點置於農民，而無視於歷史上的非農民、非定居者。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關心叛亂，但多籠統稱之為「農民戰爭」、「農民革命」等。即這類叛亂多從農民階級的受迫害的角度觀察。這也同樣無視於非農民、非定居者在這些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上引的論文是網野善彥與鶴見良行的對談錄。其中的一個觀點值得衍申。我們受「農耕史觀」的影響，會認為漁民是相對於農民的弱勢者，即漁民是因集體的弱勢，才被迫居於漁村而成為漁民。在中國歷史上，一些華南的「蜑民」被視為賤民，於是也被認為是被壓迫者。這無疑是一種偏見，來自於農耕史觀的立場。同樣的偏見如我們會推測游牧民會嚮往農耕一樣。

這種農耕史觀本身是東亞王權的產物。以中國皇帝制度與日本天皇制為代表的東亞王權是農業推動的主力。它們創造了「農民」。在儒教的論述下，這種農民創出是田園牧歌式的和平過程，且配合政府的德政，如井田、均田一類的授田政策。但實情恐不然。農民化是政治征服與支配的歷程，包含無數人頭落地，甚至血流成河。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這些鉅大的東亞王權成立之前，不同生業之人，所謂山民、海民、川民等享有共同體內的原始自由。其後許多這類人民被征服，而被納編為農民。但仍有許多山民、海民堅持原來的生活方式，抵抗王權的入侵。日本史研究者有興趣於這一類海民，如分布在日本海、東海與內陸的河川、潟地。歷史上的中國境內也不乏這類人無疑。

我看過外公、外婆在貢寮海邊「牽罟」的樣子。但作為史學家，我對這群貢寮漁民的歷史非常陌生。我也翻過坊間的貢寮縣志。但這一類的地方志都仿傳統作法，也受傳統史觀的制約。按照這類縣志的描繪圖像，這塊土地上的漁民是華夏衣冠華冑東傳的結果。而我過去也依刻板印象，認為這群漁民是從福建（漳州）移民而來，落地生根於此。跟隨吳沙開墾而來更是一般的說法。若從「唐山到台灣」開墾，這群人為什麼不當農民，而要選擇漁民？我們進一步想，若從唐山到台灣的目的是那些沒有土地的農民想到一個新天地以尋覓一塊自己的農地，則這批移民為什麼要選擇當漁民？過去我也理所當然的認為他們是競爭中的失敗者，故才會定居在貧瘠的貢寮海邊，被迫成為漁民。

然而，我現在懷疑這種推論。或許貢寮漁民的祖先系譜就是出自漁民。這有二種可能。一種是台灣原住民中的漁民，世代居於此。一種是福建（漳州）沿海的漁民，在近代遷徙到貢寮沿海。也或許不管是那一種，其祖先系譜也不用歸類為中國人或台灣原住民，他們同屬廣義華南地區的一種海民。

日前讀赤坂憲雄《方法としての東北》（東京，柏書房，2007）。作者的目的是要挑戰民族主義史觀下的「一個日本」的通說。若從基層社會的角度出發，今天的日本應該是好幾個日本所組成。其中之一即「東北」。我們也可以從這套東北學去思考台灣史或中國史。貢寮在台灣的東北。可是今天我們想到台灣的東北時，多會想到宜蘭。宜蘭之所以代表東北，大概是因為這裏有種水稻的蘭陽平原，具有農業的形象。或許在探討台灣史時，若有一個「作為方法的東北」，更適合的是漁村的貢寮。

漁村的貢寮已是夢中的景象。如今的貢寮海岸是青春搖滾的名勝，越野車呼嘯而過的煙塵，伴隨著現代化標幟的核電廠。或許外婆是歷史上最後一代的海民了。消滅這類漁村的力量不是傳統東亞的王權與農業化，而是現代主義與工業化。豈是唏噓而已。

外婆逝世已一個多月。老人家高壽且纏綿病榻已歷數載，其死亡對於親人來說，也沒有難以承受的哀傷。在這一陣子庸庸碌碌的生活中，腦海不斷閃過外婆的影像。外婆的記憶總是與夏天、火車與海岸聯想。小時候的暑假，跟著母親，從台北車站搭火車到貢寮的外婆家，在那裏住上幾天。對於像我這樣的「外來者」而言，貢寮是假期、陽光、海灘與人情味。雖然當時幼小，我也能同時感受到這是一塊貧瘠的土地，住著貧窮的漁民。後來我才知道這裏是台灣最貧困的地方之一。無論如何，這些童年最美的記憶都環繞我的外婆，一位漁村婦女。

這幾天，行政的公務占據了心思與體力。只能抽空看一些短文。於是重讀網野善彥《歴史と出会う》（東京，洋泉社，2000）。讀到其中一篇對談錄〈アジアと日本の〈海の民〉〉。我又想到貢寮的漁村與外婆。我是已故網野教授的讀者，閱讀一些相關的日本史的漁民研究。網野教授的漁民研究不只是單純想理解歷史上的漁民，也是批判「農耕史觀」。這樣的農耕史觀也占據我們對於中國史的認識。中國史學者也多預設中國自古以來（至遲從漢代以來），就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再加上編戶齊民的想像，人民與農民概念可以互換。這種對事實認定的偏差也導致價值判斷的取向。在農耕史觀的引導下，學者雖然不是不知道有非農民的存在，但不是忽略，就是跟著傳統正史的立場加以貶抑，如視為「不務正業」者之「游食」、「浮食」之民。因此這些人不會成為被研究的主體。即使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念茲在茲的是人民，仍將焦點置於農民，而無視於歷史上的非農民、非定居者。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關心叛亂，但多籠統稱之為「農民戰爭」、「農民革命」等。即這類叛亂多從農民階級的受迫害的角度觀察。這也同樣無視於非農民、非定居者在這些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上引的論文是網野善彥與鶴見良行的對談錄。其中的一個觀點值得衍申。我們受「農耕史觀」的影響，會認為漁民是相對於農民的弱勢者，即漁民是因集體的弱勢，才被迫居於漁村而成為漁民。在中國歷史上，一些華南的「蜑民」被視為賤民，於是也被認為是被壓迫者。這無疑是一種偏見，來自於農耕史觀的立場。同樣的偏見如我們會推測游牧民會嚮往農耕一樣。

這種農耕史觀本身是東亞王權的產物。以中國皇帝制度與日本天皇制為代表的東亞王權是農業推動的主力。它們創造了「農民」。在儒教的論述下，這種農民創出是田園牧歌式的和平過程，且配合政府的德政，如井田、均田一類的授田政策。但實情恐不然。農民化是政治征服與支配的歷程，包含無數人頭落地，甚至血流成河。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這些鉅大的東亞王權成立之前，不同生業之人，所謂山民、海民、川民等享有共同體內的原始自由。其後許多這類人民被征服，而被納編為農民。但仍有許多山民、海民堅持原來的生活方式，抵抗王權的入侵。日本史研究者有興趣於這一類海民，如分布在日本海、東海與內陸的河川、潟地。歷史上的中國境內也不乏這類人無疑。

我看過外公、外婆在貢寮海邊「牽罟」的樣子。但作為史學家，我對這群貢寮漁民的歷史非常陌生。我也翻過坊間的貢寮縣志。但這一類的地方志都仿傳統作法，也受傳統史觀的制約。按照這類縣志的描繪圖像，這塊土地上的漁民是華夏衣冠華冑東傳的結果。而我過去也依刻板印象，認為這群漁民是從福建（漳州）移民而來，落地生根於此。跟隨吳沙開墾而來更是一般的說法。若從「唐山到台灣」開墾，這群人為什麼不當農民，而要選擇漁民？我們進一步想，若從唐山到台灣的目的是那些沒有土地的農民想到一個新天地以尋覓一塊自己的農地，則這批移民為什麼要選擇當漁民？過去我也理所當然的認為他們是競爭中的失敗者，故才會定居在貧瘠的貢寮海邊，被迫成為漁民。

然而，我現在懷疑這種推論。或許貢寮漁民的祖先系譜就是出自漁民。這有二種可能。一種是台灣原住民中的漁民，世代居於此。一種是福建（漳州）沿海的漁民，在近代遷徙到貢寮沿海。也或許不管是那一種，其祖先系譜也不用歸類為中國人或台灣原住民，他們同屬廣義華南地區的一種海民。

日前讀赤坂憲雄《方法としての東北》（東京，柏書房，2007）。作者的目的是要挑戰民族主義史觀下的「一個日本」的通說。若從基層社會的角度出發，今天的日本應該是好幾個日本所組成。其中之一即「東北」。我們也可以從這套東北學去思考台灣史或中國史。貢寮在台灣的東北。可是今天我們想到台灣的東北時，多會想到宜蘭。宜蘭之所以代表東北，大概是因為這裏有種水稻的蘭陽平原，具有農業的形象。或許在探討台灣史時，若有一個「作為方法的東北」，更適合的是漁村的貢寮。

漁村的貢寮已是夢中的景象。如今的貢寮海岸是青春搖滾的名勝，越野車呼嘯而過的煙塵，伴隨著現代化標幟的核電廠。或許外婆是歷史上最後一代的海民了。消滅這類漁村的力量不是傳統東亞的王權與農業化，而是現代主義與工業化。豈是唏噓而已。

附記：

本文是2005年為國科會計畫「近五年來台灣史學研究的熱門與前瞻的課題」所撰寫的文稿。

一、前言

就近十年來(1995~2004)的歷史學的熱門與前瞻課題的日本部分，此次的研究是選定三種期刊，即《史學雜誌》、《史林》與《歷史評論》。這三個期刊在日本具有代表性。《史學雜誌》是以東京大學的歷史學研究部門為發行單位，而《史林》則是京都大學發行。這兩個大學是戰後日本歷史學研究的重鎮，而這兩分期刊也是日本歷史學發行最久的期刊之一，前者創刊於1889年，後者是1916年。《歷史評論》是「歷史科學協議會」的機關報。該學會是日本最重要的歷史學學會，且以歷史教育為使命，將歷史學研究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本研究嘗試分析這三個期刊所載的論文（article），探討這十年的趨勢變化，以初步觀察日本史學界的熱門與前瞻的課題。

日本的史學期刊的論文、研究討論(review article)等區別，與台灣或有不同處。本研究是根據日本期刊自己的分類，我想並不影響研究結果。此次共得到903篇論文。《史學雜誌》120篇，《史林》204篇，《歷史評論》579篇。限於篇幅與時間，本次的報告主要是從教育制度面，說明近十年來日本史學發展的特色，尤其是與台灣作比較。

二、研究地域分析

日本的史學研究脈絡可追溯到二大源頭。一是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史學導入日本，西方式的學院機構設立，如東京（帝國）與京都（帝國）大學設置史學科。日本也引入歐洲式的「講座」制度，其後也發展出各種主題與研究學門的「研究室」。教員（教授、助教授、助手）與學生都隷屬於「研究室」，並組織、參與研究室的各種教學、學術活動。故相較於台灣，日本史學界有「師徒制」，因此擁有較深厚的學術傳統。即許多源於師承的舊課題，會不斷被翻新探究。也因此，許多課題之所以會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出，原因之一是師承。

二是戰後以來的研究傳統。其學術主流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又其特色是強調歷史的整體像，重視時代區分，且可凝聚問題意識與共同關心的主題。相較於十九世紀後期以來深植於日本學界的學院研究傳統，雖然「實證史學」仍為日本史學的核心理念，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給了史學研究問題意識，與史學教育的理想。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也重視世界史的比較，故日本的史學研究也多具有「世界史」的比較觀點與興趣。這種「世界史」的觀念是戰後史學的一大動力。一方面，日本史研究是日本史學的大宗，而許多日本史研究也是被置於「世界史」的比較點下。另一方面，日本史以外的研究，尤其是東亞以外的歷史學研究也能興盛起來，且有若干焦點。

上述的學術制度的影響表現在史學研究的成果。就《史學雜誌》與《史林》而言，這十年來的研究課題沒有太大改變，雖然有許多新的觀點與史料的加入。即代表性的學院的歷史學研究仍大體傳承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的研究課題與關懷。

若我們先從史學研究的地域來分類，《史學雜誌》的各篇數如下：

日本：47

中國：27

歐洲：19

伊斯蘭世界：12

亞洲（除中國、日本）：6

俄國：4

世界（通論）：3

非洲：1

美國：1

《史林》如下：

日本：70

歐洲：69

中國：39

亞洲（除中國、日本）：10

伊斯蘭：6

美國：6

非洲：3

南太平洋：1

世界（通論）：1

而《歷史評論》如下：

日本：411

歐洲：53

亞洲：43

世界（通論）：40

中國：22

美國：6

中南美：2

伊斯蘭：1

大洋洲：1

初步分析如下。

由於《歷史評論》的對象包含一般社會大眾，具歷史教育的性質，且是每期出專題，而這些專題所揭的事例，則集中於一般日本人所瞭解與關心的日本史。故《歷史評論》中，日本史研究是壓倒性的占多數。但這個比例不能代表日本史學界的研究狀態，仍應以《史林》、《史學雜誌》為準。

這十年來，日本史學研究仍以日本史、中國史及歐洲史為大宗。在《史學雜誌》的比例約5:3:2，而《史林》則是約2:1:2。這個數據顯示中國史研究的相對沒落。推其原因，90年代以來，中國史已從戰前的「漢學」分野中完全切割出來，故只是「外國史」的一支。隨著「國際」的成立，日本史學界更將眼光伸向世界，不限於東亞，更不限於中國。

中國以外的外國，主要是歐洲。日本的現代化是一種「歐化」，故學界重視歐洲文明的研究，也屬理所當然。這也是二十世紀以來，非歐洲國家的外國史研究的普遍現象。但值得觀察的有以下幾項。

一、日本的學院史學教育，累積了長期的業績，已可自己教育具博士學位的歐洲史研究生。這些發表於《史學雜誌》與《史林》的歐洲史研究學者，多是日本自身栽培出來的。到了90年代，以京都大學的《史林》為例，其歐洲史的研究業績已與日本史並駕齊驅。其學術制度當有可以為我們所借鏡者。

二、相對於歐洲史，美國史研究的比例偏低。原因之一是「美國研究」多不屬於歷史學門。另一原因是，日本的「外國史」研究多在「世界史」的「歷史世界」的架構下，故關懷諸長時期發展的「歷史世界」。相對之下，美國史研究只屬於現代世界，故不很興盛。

三、日本大學的史學專科研究中，自大學三年起，就開始區分東亞、西亞、歐洲等專門歷史的分野。故相較台灣，更容易訓練出世界史的研究者。戰後以來，日本更自覺自己是世界的一員，故其「外國史」的眼光更寬濶。相較於台灣史學界，伊斯蘭世界研究的比例，引人注目。這也與近年來中亞、西亞地區的國際局勢有關。

四、相較於台灣，日本有質量更好的亞洲史研究。亞洲研究繼續過去的「東亞史」研究的傳統，注意中、日、韓之間的關係，也由於韓國在日本近代史的特殊地位，故韓國的研究也有若干業績，尤其是日本在韓國的殖民體制。除此之外，亞洲史的研究，除了伊斯蘭世界外，又著重東南亞與南亞（印度）。

五、中國史研究的活力與開創性明顯下降。中國史研究不只是數量的比例下降，這十年來已罕見有新的研究課題的出現，多延續60年代的問題意識。

三、研究課題分析

再就研究課題而論，日本史學界的研究傳統很強，故多數課題自戰後以來，學界一直保有興趣。且如前述，戰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為歷史學研究設下許多研究的藍圖與課題。這些課題不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退潮而退流行。故從形式而言，我們很難分析出日本史學界的所謂前瞻與熱門的課題。然而，日本史學界的特色是每個研究課題的深化，包括研究方法、觀點與史料的創新。

先分析《史學雜誌》與《史林》所代表的正統史學研究。又集中就日本史而論。

戰後的日本史研究主要有二大潮流。一是戰後為超克戰前與戰時的「皇國史觀」，倡議「世界史的基本法則」，如古代奴隷制、中世封建制、莊園制、民主制等世界史的研究框架與概念，並將之運用於日本史研究。二是民族主義的思潮，即探討日本作為一個民族的發展。對於日本史而言，尤其著重於「古代國家」的形成。

基於這些戰後歷史學的課題，以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為代表的正統歷史學研究，專注於探討日本歷史上的不同時代分期中的歷史像，以及在不同時期中，「日本如何作為一個國家」。故關心的主題是政治支配。如奈良、平安朝的古代國家與天皇制的成立；中世的幕府制度的成立；莊園制；近世以來中央政府與地方行政制度；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現代化」歷程。戰後歷史學的另一重點是對第二次大戰的反省，故相關的課題也是研究重點。

而這十年來的研究主題，仍環繞在上述的課題，變化不大。《史學雜誌》的47篇日本史研究中，與「政治支配」主題相關的研究，約占三分之二。包括天皇制、官僚制、賦役制、地域社會及其秩序、宗教支配、幕藩體制等。政治支配研究在《史林》的比例雖較低，但至少占了一半以上。由於京都大學所在的京都是日本古代國家誕生的現場，故古代國家的考古學研究相對增加。在71篇日本史研究論文，直接屬於考古學研究的有9篇之多。

相對於以文化史為主的「新史學」襲捲全球，作為正統史學研究機構的期刊代表的《史學雜誌》與《史林》，並不反映這種趨新的變化。但這不意味日本史學界完全不受到歐美史學潮流的影響，及其自身史學的變化。《歷史評論》是一鮮明的對照。此分期刊的每一期都是專號。其專號的主題可反映「新史學」的走向，證明日本史學界與世界史學研究的同步脈動。且其整合與接受度或許比台灣學界更高。從這些專號的主題分析，可以有以下幾項初步的看法。

一、這十年來，以文化史為代表的新史學，受到日本史學界的充分重視。如95年的專題中有「個人史」、「性史」。96年有「女性與戰爭」。97年有「老人史」。99年有「女性史」、「生活史」、「公共性」。2000年有「生育與女性」、「帝國印象」、「視覺史料」、「閱讀史」。2001年有「表象與權力」、「自我與他者」、「戰爭記憶（空襲）」、「環境史」。2003年有「旅行史」。2004年有「醫療史」等。

二、許多所謂舊史學的課題，也不斷被重新提出與創新，顯現日本史學界的活力。如日本民族的形成史、民眾叛亂、歷史中的王權、天皇制、地域社會、資本主義、村落史、時代分期論、封建論等。許多熱門的題目也歷久不衰，如赤穗事件、蒙古襲來。

三、日本史學重視研究方法與史料的反省。如95年、97年有「史學理論」的專號。97年有「世界史的認識」專號。98、99年有「歷史學與網路」2002有「研究方法」的專號。2003年有「木簡」研究的專號。2004年討論「口述歷史」與「偽造歷史」。

四、相對於台灣的歷史學期刊多忽略歷史教育的功能，日本的許多歷史學期刊的設定對象，是一般的知識分子，不限於歷史學研究者。《歷史評論》在歷史教育上的表現很突出。多數主題的設定不只是表現研究的水準，更重在歷史學教育。歷史學教育的專號也是重點之一。如97、98、2001、2004都有歷史教育的專號。98、99、2002年有「歷史教科書」的專號。

五、日本的歷史研究在實證的傳統下，是嚴格的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但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又是關懷現狀的。故日本的歷史學研究，相較於台灣，在研究的主題上與現狀的關聯性甚深。如戰後日本歷史學的主流是批判軍國主義的戰爭體制，故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戰後和平的相關課題，受到高度的重視。這些關懷也轉變成有意義的歷史學研究。如「戰後國體」、「帝國與殖民」、「如何憑弔戰死者」、「軍國主義教育」。慰安婦也在98、2003年成為專號的主題。戰後以來，北海道與琉球作為日本的一部分，也引發許多爭端，故這兩個地域的歷史也受日本史學界重視。2000年有琉球史的專號。愛奴史被列為2000年的前瞻研究項目，2003年有愛奴史專號。

四、小結

綜觀近十年來的日本歷史學研究，若以《史學雜誌》、《史林》與《歷史評論》為代表，可以有以下幾點反省，或可供台灣史學研究借鏡。

一、日本史學研究有深厚的傳統，故新史學的導入即使帶來新的研究氣象，但不會因此使研究課題輕易游移。歷史學是關懷人事的，而人所面對的課題中，有許多問題與現象不會因為時代轉移而改變，如權力、支配、疾病、死亡、移民等。如所謂熱門與前瞻，更重在研究視野與方法的拓展。

二、日本的期刊各有其特色，或守舊，或創新。各自的堅持，反而使學術多元化與有活力。

三、日本的史學期刊多是學會所設立的，多能發揮學術整合的功能。如設定共同研究課題，凝聚問題意識，並創造集體合作的機制。

四、日本的史學研究更重視對一般知識分子的歷史學教育。相對之下，台灣的史學界與期刊多是象牙塔內的著作。

附記：

本文是2005年為國科會計畫「近五年來台灣史學研究的熱門與前瞻的課題」所撰寫的文稿。

一、前言

就近十年來(1995~2004)的歷史學的熱門與前瞻課題的日本部分，此次的研究是選定三種期刊，即《史學雜誌》、《史林》與《歷史評論》。這三個期刊在日本具有代表性。《史學雜誌》是以東京大學的歷史學研究部門為發行單位，而《史林》則是京都大學發行。這兩個大學是戰後日本歷史學研究的重鎮，而這兩分期刊也是日本歷史學發行最久的期刊之一，前者創刊於1889年，後者是1916年。《歷史評論》是「歷史科學協議會」的機關報。該學會是日本最重要的歷史學學會，且以歷史教育為使命，將歷史學研究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本研究嘗試分析這三個期刊所載的論文（article），探討這十年的趨勢變化，以初步觀察日本史學界的熱門與前瞻的課題。

日本的史學期刊的論文、研究討論(review article)等區別，與台灣或有不同處。本研究是根據日本期刊自己的分類，我想並不影響研究結果。此次共得到903篇論文。《史學雜誌》120篇，《史林》204篇，《歷史評論》579篇。限於篇幅與時間，本次的報告主要是從教育制度面，說明近十年來日本史學發展的特色，尤其是與台灣作比較。

二、研究地域分析

日本的史學研究脈絡可追溯到二大源頭。一是十九世紀後期，西方史學導入日本，西方式的學院機構設立，如東京（帝國）與京都（帝國）大學設置史學科。日本也引入歐洲式的「講座」制度，其後也發展出各種主題與研究學門的「研究室」。教員（教授、助教授、助手）與學生都隷屬於「研究室」，並組織、參與研究室的各種教學、學術活動。故相較於台灣，日本史學界有「師徒制」，因此擁有較深厚的學術傳統。即許多源於師承的舊課題，會不斷被翻新探究。也因此，許多課題之所以會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出，原因之一是師承。

二是戰後以來的研究傳統。其學術主流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又其特色是強調歷史的整體像，重視時代區分，且可凝聚問題意識與共同關心的主題。相較於十九世紀後期以來深植於日本學界的學院研究傳統，雖然「實證史學」仍為日本史學的核心理念，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給了史學研究問題意識，與史學教育的理想。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也重視世界史的比較，故日本的史學研究也多具有「世界史」的比較觀點與興趣。這種「世界史」的觀念是戰後史學的一大動力。一方面，日本史研究是日本史學的大宗，而許多日本史研究也是被置於「世界史」的比較點下。另一方面，日本史以外的研究，尤其是東亞以外的歷史學研究也能興盛起來，且有若干焦點。

上述的學術制度的影響表現在史學研究的成果。就《史學雜誌》與《史林》而言，這十年來的研究課題沒有太大改變，雖然有許多新的觀點與史料的加入。即代表性的學院的歷史學研究仍大體傳承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的研究課題與關懷。

若我們先從史學研究的地域來分類，《史學雜誌》的各篇數如下：

日本：47

中國：27

歐洲：19

伊斯蘭世界：12

亞洲（除中國、日本）：6

俄國：4

世界（通論）：3

非洲：1

美國：1

《史林》如下：

日本：70

歐洲：69

中國：39

亞洲（除中國、日本）：10

伊斯蘭：6

美國：6

非洲：3

南太平洋：1

世界（通論）：1

而《歷史評論》如下：

日本：411

歐洲：53

亞洲：43

世界（通論）：40

中國：22

美國：6

中南美：2

伊斯蘭：1

大洋洲：1

初步分析如下。

由於《歷史評論》的對象包含一般社會大眾，具歷史教育的性質，且是每期出專題，而這些專題所揭的事例，則集中於一般日本人所瞭解與關心的日本史。故《歷史評論》中，日本史研究是壓倒性的占多數。但這個比例不能代表日本史學界的研究狀態，仍應以《史林》、《史學雜誌》為準。

這十年來，日本史學研究仍以日本史、中國史及歐洲史為大宗。在《史學雜誌》的比例約5:3:2，而《史林》則是約2:1:2。這個數據顯示中國史研究的相對沒落。推其原因，90年代以來，中國史已從戰前的「漢學」分野中完全切割出來，故只是「外國史」的一支。隨著「國際」的成立，日本史學界更將眼光伸向世界，不限於東亞，更不限於中國。

中國以外的外國，主要是歐洲。日本的現代化是一種「歐化」，故學界重視歐洲文明的研究，也屬理所當然。這也是二十世紀以來，非歐洲國家的外國史研究的普遍現象。但值得觀察的有以下幾項。

一、日本的學院史學教育，累積了長期的業績，已可自己教育具博士學位的歐洲史研究生。這些發表於《史學雜誌》與《史林》的歐洲史研究學者，多是日本自身栽培出來的。到了90年代，以京都大學的《史林》為例，其歐洲史的研究業績已與日本史並駕齊驅。其學術制度當有可以為我們所借鏡者。

二、相對於歐洲史，美國史研究的比例偏低。原因之一是「美國研究」多不屬於歷史學門。另一原因是，日本的「外國史」研究多在「世界史」的「歷史世界」的架構下，故關懷諸長時期發展的「歷史世界」。相對之下，美國史研究只屬於現代世界，故不很興盛。

三、日本大學的史學專科研究中，自大學三年起，就開始區分東亞、西亞、歐洲等專門歷史的分野。故相較台灣，更容易訓練出世界史的研究者。戰後以來，日本更自覺自己是世界的一員，故其「外國史」的眼光更寬濶。相較於台灣史學界，伊斯蘭世界研究的比例，引人注目。這也與近年來中亞、西亞地區的國際局勢有關。

四、相較於台灣，日本有質量更好的亞洲史研究。亞洲研究繼續過去的「東亞史」研究的傳統，注意中、日、韓之間的關係，也由於韓國在日本近代史的特殊地位，故韓國的研究也有若干業績，尤其是日本在韓國的殖民體制。除此之外，亞洲史的研究，除了伊斯蘭世界外，又著重東南亞與南亞（印度）。

五、中國史研究的活力與開創性明顯下降。中國史研究不只是數量的比例下降，這十年來已罕見有新的研究課題的出現，多延續60年代的問題意識。

三、研究課題分析

再就研究課題而論，日本史學界的研究傳統很強，故多數課題自戰後以來，學界一直保有興趣。且如前述，戰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為歷史學研究設下許多研究的藍圖與課題。這些課題不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退潮而退流行。故從形式而言，我們很難分析出日本史學界的所謂前瞻與熱門的課題。然而，日本史學界的特色是每個研究課題的深化，包括研究方法、觀點與史料的創新。

先分析《史學雜誌》與《史林》所代表的正統史學研究。又集中就日本史而論。

戰後的日本史研究主要有二大潮流。一是戰後為超克戰前與戰時的「皇國史觀」，倡議「世界史的基本法則」，如古代奴隷制、中世封建制、莊園制、民主制等世界史的研究框架與概念，並將之運用於日本史研究。二是民族主義的思潮，即探討日本作為一個民族的發展。對於日本史而言，尤其著重於「古代國家」的形成。

基於這些戰後歷史學的課題，以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為代表的正統歷史學研究，專注於探討日本歷史上的不同時代分期中的歷史像，以及在不同時期中，「日本如何作為一個國家」。故關心的主題是政治支配。如奈良、平安朝的古代國家與天皇制的成立；中世的幕府制度的成立；莊園制；近世以來中央政府與地方行政制度；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現代化」歷程。戰後歷史學的另一重點是對第二次大戰的反省，故相關的課題也是研究重點。

而這十年來的研究主題，仍環繞在上述的課題，變化不大。《史學雜誌》的47篇日本史研究中，與「政治支配」主題相關的研究，約占三分之二。包括天皇制、官僚制、賦役制、地域社會及其秩序、宗教支配、幕藩體制等。政治支配研究在《史林》的比例雖較低，但至少占了一半以上。由於京都大學所在的京都是日本古代國家誕生的現場，故古代國家的考古學研究相對增加。在71篇日本史研究論文，直接屬於考古學研究的有9篇之多。

相對於以文化史為主的「新史學」襲捲全球，作為正統史學研究機構的期刊代表的《史學雜誌》與《史林》，並不反映這種趨新的變化。但這不意味日本史學界完全不受到歐美史學潮流的影響，及其自身史學的變化。《歷史評論》是一鮮明的對照。此分期刊的每一期都是專號。其專號的主題可反映「新史學」的走向，證明日本史學界與世界史學研究的同步脈動。且其整合與接受度或許比台灣學界更高。從這些專號的主題分析，可以有以下幾項初步的看法。

一、這十年來，以文化史為代表的新史學，受到日本史學界的充分重視。如95年的專題中有「個人史」、「性史」。96年有「女性與戰爭」。97年有「老人史」。99年有「女性史」、「生活史」、「公共性」。2000年有「生育與女性」、「帝國印象」、「視覺史料」、「閱讀史」。2001年有「表象與權力」、「自我與他者」、「戰爭記憶（空襲）」、「環境史」。2003年有「旅行史」。2004年有「醫療史」等。

二、許多所謂舊史學的課題，也不斷被重新提出與創新，顯現日本史學界的活力。如日本民族的形成史、民眾叛亂、歷史中的王權、天皇制、地域社會、資本主義、村落史、時代分期論、封建論等。許多熱門的題目也歷久不衰，如赤穗事件、蒙古襲來。

三、日本史學重視研究方法與史料的反省。如95年、97年有「史學理論」的專號。97年有「世界史的認識」專號。98、99年有「歷史學與網路」2002有「研究方法」的專號。2003年有「木簡」研究的專號。2004年討論「口述歷史」與「偽造歷史」。

四、相對於台灣的歷史學期刊多忽略歷史教育的功能，日本的許多歷史學期刊的設定對象，是一般的知識分子，不限於歷史學研究者。《歷史評論》在歷史教育上的表現很突出。多數主題的設定不只是表現研究的水準，更重在歷史學教育。歷史學教育的專號也是重點之一。如97、98、2001、2004都有歷史教育的專號。98、99、2002年有「歷史教科書」的專號。

五、日本的歷史研究在實證的傳統下，是嚴格的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但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又是關懷現狀的。故日本的歷史學研究，相較於台灣，在研究的主題上與現狀的關聯性甚深。如戰後日本歷史學的主流是批判軍國主義的戰爭體制，故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戰後和平的相關課題，受到高度的重視。這些關懷也轉變成有意義的歷史學研究。如「戰後國體」、「帝國與殖民」、「如何憑弔戰死者」、「軍國主義教育」。慰安婦也在98、2003年成為專號的主題。戰後以來，北海道與琉球作為日本的一部分，也引發許多爭端，故這兩個地域的歷史也受日本史學界重視。2000年有琉球史的專號。愛奴史被列為2000年的前瞻研究項目，2003年有愛奴史專號。

四、小結

綜觀近十年來的日本歷史學研究，若以《史學雜誌》、《史林》與《歷史評論》為代表，可以有以下幾點反省，或可供台灣史學研究借鏡。

一、日本史學研究有深厚的傳統，故新史學的導入即使帶來新的研究氣象，但不會因此使研究課題輕易游移。歷史學是關懷人事的，而人所面對的課題中，有許多問題與現象不會因為時代轉移而改變，如權力、支配、疾病、死亡、移民等。如所謂熱門與前瞻，更重在研究視野與方法的拓展。

二、日本的期刊各有其特色，或守舊，或創新。各自的堅持，反而使學術多元化與有活力。

三、日本的史學期刊多是學會所設立的，多能發揮學術整合的功能。如設定共同研究課題，凝聚問題意識，並創造集體合作的機制。

四、日本的史學研究更重視對一般知識分子的歷史學教育。相對之下，台灣的史學界與期刊多是象牙塔內的著作。

    李登輝又開講了。這次在日本右翼刊物的代表《 諸 君》雜誌上與日本右翼作家深田祐介對談。這個刊物自創刊以來，就是寫給日本的「右翼 諸 君」看的。世事本紛擾，就讓這分雜誌躺在報攤一角，日本讀者隨興購買，可在電車上翻閱，一起怒罵嬉笑，暫忘近身的雜務。而我，當然不是它的讀者。李登輝是不是，我不知道。他喜歡《文藝春秋》，大概也順便看一看姊妹作的《 諸 君》。而這次李登輝開講會成為大新聞，是因為台灣正在總統大選。李登輝要支持誰，台灣媒體一直追著問。但我對這種事，沒有興趣。史家的潔癖，也不喜歡評論現實政治。更何況該文是李登輝以日本人的身分與立場寫給日本人看的，議論如何重建日本帝國。我在另文〈領賞作為一種學問〉中，已批評這位「台獨之父」的顛倒是非。君子不二罵，故本文只批判李登輝受訪的〈二○○八年台湾総統選挙と「海洋国家」日本〉一文中的「中國是個很可怕的國家」的說法。

    李登輝有以下自述。在二次大戰方酣時，作為日本兵的他，在赴日本千葉的炮兵學校就學前，途經中國山東省的青島港靠岸。李登輝說他在這裏第一次看到中國人，作為日本人的他，看到一群身體骯髒，近乎穴居的人群。換言之，這群中國人過著像動物般的生活。李氏的不屑與歧視溢於言表。

    對研究文化接觸的史家而言，可以判斷這段記載的真假與意涵。我相信李登輝講的是真的，非揑造。但關鍵在於孰令致之。讀者 諸 君可以推論這個時候的山東是日本的占領地，而中國人民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受害者。故李登輝見到山東人的歷史脈絡，是一位征服者目睹被征服者的慘狀。我相信他所看到這些山東人，是港口及附近的工人，他們在日本軍人所掀起的漫天烽火之際，卑微的在港口討一口飯吃，或至衣不蔽體，無片瓦擋風雨。而台籍日本兵李登輝見到此情此景，一絲同為人的憐憫之情皆無，竟是慶幸自己是已歸順的日本人。

    作為歷史上的加害者有時是可以被原諒的，因為人是如此有限，在歷史洪流中，個人如何能不隨波浮沈。當年在中國作戰殺人的日本兵皆可被原諒，他們接受指令殺人，這種戰場經歷使他們其實也是受害者。但並未參戰的李登輝只為了自己要躋身成為高貴的日本人的心願，當日本學界與輿論都願意為戰爭罪行而道歉，或至少感到不安時，他還迫不急待為日本軍國主義辯護。一位八十多歲的老者在作他的大日本帝國夢，繼續與他的同類日本右翼團體唱和，也情有可原，歷史會淘汰掉他們。只是請這位老人家不要口口聲聲說是代表台灣。

    讀者 諸 君，在人類歷史上穿華服的比衣不蔽體的可怕。拿高腳杯喝酒者比拿碗公的可怕。衣不蔽體者會因饑寒而殺害另一個人，但衣冠楚楚者，可能因為權力的虛榮而迫害一群人。故中國才有一句成語曰：「衣冠禽獸」。穿華服的比較可怕。(2008/04/02，2009/01/31修訂錯漏字）

    李登輝又開講了。這次在日本右翼刊物的代表《 諸 君》雜誌上與日本右翼作家深田祐介對談。這個刊物自創刊以來，就是寫給日本的「右翼 諸 君」看的。世事本紛擾，就讓這分雜誌躺在報攤一角，日本讀者隨興購買，可在電車上翻閱，一起怒罵嬉笑，暫忘近身的雜務。而我，當然不是它的讀者。李登輝是不是，我不知道。他喜歡《文藝春秋》，大概也順便看一看姊妹作的《 諸 君》。而這次李登輝開講會成為大新聞，是因為台灣正在總統大選。李登輝要支持誰，台灣媒體一直追著問。但我對這種事，沒有興趣。史家的潔癖，也不喜歡評論現實政治。更何況該文是李登輝以日本人的身分與立場寫給日本人看的，議論如何重建日本帝國。我在另文〈領賞作為一種學問〉中，已批評這位「台獨之父」的顛倒是非。君子不二罵，故本文只批判李登輝受訪的〈二○○八年台湾総統選挙と「海洋国家」日本〉一文中的「中國是個很可怕的國家」的說法。

    李登輝有以下自述。在二次大戰方酣時，作為日本兵的他，在赴日本千葉的炮兵學校就學前，途經中國山東省的青島港靠岸。李登輝說他在這裏第一次看到中國人，作為日本人的他，看到一群身體骯髒，近乎穴居的人群。換言之，這群中國人過著像動物般的生活。李氏的不屑與歧視溢於言表。

    對研究文化接觸的史家而言，可以判斷這段記載的真假與意涵。我相信李登輝講的是真的，非揑造。但關鍵在於孰令致之。讀者 諸 君可以推論這個時候的山東是日本的占領地，而中國人民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受害者。故李登輝見到山東人的歷史脈絡，是一位征服者目睹被征服者的慘狀。我相信他所看到這些山東人，是港口及附近的工人，他們在日本軍人所掀起的漫天烽火之際，卑微的在港口討一口飯吃，或至衣不蔽體，無片瓦擋風雨。而台籍日本兵李登輝見到此情此景，一絲同為人的憐憫之情皆無，竟是慶幸自己是已歸順的日本人。

    作為歷史上的加害者有時是可以被原諒的，因為人是如此有限，在歷史洪流中，個人如何能不隨波浮沈。當年在中國作戰殺人的日本兵皆可被原諒，他們接受指令殺人，這種戰場經歷使他們其實也是受害者。但並未參戰的李登輝只為了自己要躋身成為高貴的日本人的心願，當日本學界與輿論都願意為戰爭罪行而道歉，或至少感到不安時，他還迫不急待為日本軍國主義辯護。一位八十多歲的老者在作他的大日本帝國夢，繼續與他的同類日本右翼團體唱和，也情有可原，歷史會淘汰掉他們。只是請這位老人家不要口口聲聲說是代表台灣。

    讀者 諸 君，在人類歷史上穿華服的比衣不蔽體的可怕。拿高腳杯喝酒者比拿碗公的可怕。衣不蔽體者會因饑寒而殺害另一個人，但衣冠楚楚者，可能因為權力的虛榮而迫害一群人。故中國才有一句成語曰：「衣冠禽獸」。穿華服的比較可怕。(2008/04/02，2009/01/31修訂錯漏字）